法國普遍的意見是和約對德國的懲罰太輕，不足以防止德國東山再起，特別是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導(dǎo)致東歐碎片化，沒有強大的鄰國制衡德國，因而是愚蠢的。法軍元帥斐迪南·福煦批評《凡爾賽條約》是對德國的"投降"和對法國的"叛賣"，并預(yù)言"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停戰(zhàn)"

美國代表團成員威廉·布里特(William C. Bullitt)譴責《凡爾賽條約》嚴重違背了民族自決和國家平等的原則，批評威爾遜"沒有把我們的戰(zhàn)斗進行到底"，默許"世界遭受痛苦的各民族再次被投入到壓迫、奴役和瓜分之中"，并憤而辭職。

 美國國內(nèi)最激烈的批評來自《民族》(Nation)雜志的編輯、左翼人士奧斯瓦爾德·維拉德(Oswald G. Villard)。他在給參議員羅伯特·拉福萊特的信中稱，和約是"人類曾經(jīng)制定的最不公正的媾和文件"，"違背了停戰(zhàn)時美國向德國做出的莊嚴承諾"，"散發(fā)著欺騙、復(fù)仇和不人道的臭味"。在維拉德看來，和約"不僅保留了舊的邪惡的世界秩序，而且使這一秩序變得更壞"，"構(gòu)成一個名副其實的潘多拉的盒子"。

威爾遜自已也深知，和約并未能完全貫徹"十四點原則"，但他認為自己已經(jīng)盡力了，并實現(xiàn)了最好的結(jié)果。他曾痛苦地對歷史學(xué)家威廉·E·多德(William E. Dodd)說:"我還能做什么?我是在十分困難的境地談判。人們認為我能控制一切，我多么希望我有這樣的力量。"(威廉·E·多德:《伍德羅·威爾遜及其工作》，道布爾迪出版公司1932年版，第4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