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的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學的知識分子，也刺激了佛教與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發(fā)展。但相對而言，儒家的應變總體上是滯后的。

在唐一代，儒家學者中的有識之士如韓愈、李翱等，就已經意識到儒學面臨著佛道二教尤其是外來佛教在文化上的嚴重挑戰(zhàn)。

但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比較簡單化，韓愈主張“人其人，火其書”，用政府行政干預的方法來禁止佛教的傳播和發(fā)展，李翱思考得相對深入一些，主張援道入儒、以儒包佛，來解決佛教文化的沖擊。

宋代的理學家們認識到，儒學之所以會受到來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戰(zhàn)，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學本身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存在著嚴重的不足。

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傳，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簡，所以如何從哲學本體論上論證儒家思想的正當性與必然性成為儒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理學家們?yōu)榱私⑷寮业男紊蠈W，他們一方面借鑒道家、玄學甚至是道教和佛學在哲學本體論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傳統(tǒng)儒學尋找能夠用來構筑哲學形上學的因素，例如被列于 “六經之首”而最具形上學性質的《周易》的道器觀，孔子的“仁”學，《孟子》與《中庸》對于“性”與“天”的問題的探討。

理學家們吸收利用這些外來的和傳統(tǒng)的文明成果，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儒學形上學本體論概念，并給予系統(tǒng)的哲學論證，如周敦頤、邵雍的“太極”、張載的“太虛”、二程和朱熹的“天 理”、王安石和二蘇的“道”、陸九淵和王守仁的…‘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