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從郭嵩燾的來信中得知郭和咸豐帝上述有關他的對話后，對咸豐帝感激涕零，在給大兒子的信中，他說：“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駱、曾、胡之保，則已在圣明洞鑒之后矣。”“未著朝籍”點明左宗棠的布衣身份，他的稀世奇遇其實只能靠他人極力舉薦，但自視甚高的他羞于言此，更絕不承認，就直接將之歸功于“圣明洞鑒”了。這頗受人詬病，但他卻自戀地感受到“國恩高厚”，決定竭盡所能，存心報國，“期無負平生之志而已”。咸豐十年（1860）五月，他這個坐嘯戎幕八年的書生終于操起殺人之業(yè)，從幕后走到臺前，組建楚軍，親履行間，與太平軍作戰(zhàn)。這時，他年輕所學便發(fā)揮用武之地。在家書中，他說：“吾頻年兵事，頗得方輿舊學之力。”（《左宗棠全集·家書》，第85頁》）誠然如此，他胸羅古今地圖兵法，善于用兵，所以打起仗來，勝多負少，迭著戰(zhàn)功。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就繪聲繪色地記述了左宗棠初次率軍出征的戰(zhàn)績，說他“八戰(zhàn)八克，斬馘逾萬”，收復了浮梁、樂平等地，曾國藩奏稱他“疊破巨寇，振江皖全局，勛績甚偉”。左宗棠一戰(zhàn)成名，自此與兵事結(jié)下不解之緣，其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戎馬生涯中度過的，并由軍功發(fā)皇，漸達高位，乃至先李鴻章二十四年封侯。

其實書生以殺人為業(y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曾國藩就曾稱自己帶兵為擇術不慎。左宗棠也是如此，咸豐十年奉詔即戎，雖然他曾立志要盡平生之心，轟烈做一場，但并不愿久歷兵間。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他就表示東南肅清后，當作歸計；同治五年，更說“頗厭兵事，故急思脫身……作歸田之計”（《左宗棠全集·家書》，第109頁》）。然而，報答君恩之念以及儒者擔當世運的使命感，令他欲罷不能。朝廷每有督辦軍務之命，他總是欣然應諾，毫不推脫。同治五年，已順利剿除太平天國余部的他，非常厭倦經(jīng)年的戰(zhàn)事，剛想脫身，好好休息，卻突然接到調(diào)督陜甘鎮(zhèn)壓捻回的命令。他自知西征艱阻萬分，人人望而卻步，但愿意一力承擔，為朝廷分憂。在家書中，他說：“吾移督關隴，有代為憂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遲久無功者，吾概不以介意。天下事總要人干，國家不可無陜甘，陜甘不可無總督。一介書生，數(shù)年任兼圻，豈可避難就易哉！”對左宗棠如此勇于擔當，曾國藩曾以欽佩之心對人說：“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舍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為之繼也！”（陳其元：《庸閑齋筆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7頁）光緒九年（1883年），法國侵略越南，清廷諭令李鴻章前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李鴻章不僅不愿去，還向人抱怨說：“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則白頭戍邊，未免以珠彈雀，樞府調(diào)度如此輕率，殊為寒心。”（《李鴻章全集》第5冊，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3頁）可是，左宗棠則不同。他看到李鴻章甩手不干，樞部束手，就調(diào)兵遣將，自請赴滇、粵督師。七十二歲高齡了，還雄心不已，壯懷激烈。這就是左宗棠，一個清王朝的“孤忠可托”之臣。然而，造化弄人，左宗棠對外積極主戰(zhàn)，在中法戰(zhàn)爭前線，臨死前，他還連呼“娃子們出隊，出隊，我還要打”，卻始終未得一戰(zhàn)；而李鴻章最怕對外作戰(zhàn)，偏偏讓他碰上中日甲午戰(zhàn)爭，結(jié)果聲名掃地，為世人所唾罵。有人據(jù)此評論左福命較優(yōu)，其實不盡然。楊昌濬曾恭維左宗棠說：“洋人怕中堂。”左答曰：“此言那可靠。我初以四品京堂打浙江長毛，非他們怕我。打陜甘回子，打新疆回子，都非他們怕我。還是要打，怕是打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