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震鈞《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聞》指出，石鼓文作于秦文公時代（前765—前716)，理由是石鼓文中有“汧殹沔沔”之句，正與《史記•秦本紀》所記秦文公率兵七百人東獵至于汧、渭之會的事 件相合。這條證據(jù)正是上述羅氏七條理由以外的證據(jù)，并非毫無道理。

馬衡《石鼓為秦刻石考》主張它們作于秦穆公時代（前659~前 621 )，馬氏的結論是在比較了石鼓文字與《秦公簋》文字后得出的。

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批評了前人僅從字形的比較上著手研究的方法，考證了石鼓文中“鄘”字的地理位置。他認為，這是汧水發(fā)源地蒲谷鄉(xiāng)，也即秦襄公作西畤的所在地，就是石鼓的出土地，因而得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時代（前777—前766 )的結論。

唐蘭《中國文字學》則主張石鼓文作于秦靈公時代（前424—前415)。根據(jù)《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紀事”；再按《呂氏春秋•音初》記載，秦穆公時始有詩歌，因此石鼓文之作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時代。同時，他找出一個新的確定石鼓文制作時代的原則，即銅器中用“朕”而不用“吾”作人稱代詞，用 “吾”時又不用“朕”，用“朕”在前，用“吾”在后。

秦景公時的銅器還都用“朕”，而秦惠文王時的《詛楚文》都用“悟”（即吾）字， 故推斷出石鼓文作于秦靈公時代。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贊同唐蘭提出的原則，同時指出石鼓文詩歌類似《詩經(jīng)》風格，大約為春秋中晚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