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檢石鼓文非籀文，又與《說文》異。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為太武時物，其地合， 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畫合。”俞氏提出的這些理由，似乎也是卓然有據(jù)的。

金人馬定國主北周說。《金史•馬定國傳》云：“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余言，出入傳記，引據(jù)甚明。”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也主是說：“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獵碣。今讀其文，皆淺近之辭，殊不及《車攻》《吉日》之宏深也。”并肯定了馬定國從字畫上與蝌蚪文、籀文、小篆等筆法作比較的方法。

另有一種意見，認(rèn)為石鼓文是秦國的器物。此說又有秦襄公、文 公、穆公、靈公、惠文王至秦始皇之間等數(shù)種主張。

南宋鄭樵作《石鼓文釋音》，基本解決了石鼓文作于何時的問題。 他比較了秦斤、秦權(quán)文字后指出，石鼓文當(dāng)作于秦惠文王后、秦始皇前（前310~前247)。今人羅君惕《秦刻十碣考釋》有力地支持鄭樵的觀點：“碼文與金文同者八十三，與秦文同者六十一，與《許書》同者一百一……

碣文與金文、《許書》有同有不同，然與秦刻之權(quán)、量、詔書、碑碣，幾盡相同；其不同者，唯一道字而已。”又云：“秦未同文之先，其篆正方，多用古籀；同文之后則作長方，頗有省改。今案碣文正方，多用古籀。然與《詛楚文》互見者凡三十七字，其不同者有宣、一、道、中、捂、受六字；與始皇、二世之權(quán)、量、詔書、虎符、碑碣互見者凡六十二字，其不同者僅一道字而已。蓋時代愈近則相同愈多也。故斷十碣必在惠文與始皇未同文之時，復(fù)何疑乎？ ”羅氏舉出七條理由論定石鼓文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間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