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能把這單純地歸因于取消祈禱課，一些相關(guān)法律的實施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自由派促使通過的一些福利政策，在實施中無意間造成了各種各樣的社會怪圈。例如，為了贍養(yǎng)無法獨立生活的兒童的家庭資助計劃（AFDC,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本意是為了資助家庭困難的寡婦，結(jié)果卻助長了大量未婚母親的出現(xiàn)。1960年，少女未婚生育率為5％，1992年上升到30％，其中白人從2％上升到23％，而黑人則從24％升到68％。

再如，補助性保障收入（SSI,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本意是向貧窮的老人和殘疾的成年人提供一定數(shù)量的資助，以彌補其收入之不足，實際上卻資助了酒鬼、吸毒成癮者及并不殘疾的孩子。為得到補助性的收入，一些家長鼓勵孩子撒謊，使自己顯得神經(jīng)不正?；蛑橇Φ拖?。這種依靠補助性保障收入的“殘疾”的孩子數(shù)，1990年是34萬，2年后就升到了62.5萬，1994年又升到90萬。

自由派及其所懷有的自由主義的內(nèi)疚感，在實踐中雖然緩解了一些因貧困造成的社會問題，但同時他們的主張又是與社會現(xiàn)實相脫節(jié)的。他們以為通過善意的立法和各種宣傳可以彌合美國社會中深刻的種族與貧富的裂痕，實際上問題并非如此簡單。結(jié)果，他們想解決的問題并未得到很好解決，新產(chǎn)生的問題卻因此而很快成為痼疾。“價值相對論”造成了嚴重的后果，特別是在青少年當中。有些事情確實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比如校園里殘殺無辜的此起彼伏的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