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及明初經濟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工商業(yè)發(fā)達，而這仰賴海上絲綢之路。宋高宗趙構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

在宋元時期，支撐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由原來的絲綢變?yōu)榇善?。宋代記述海上交通貿易等內容的《萍洲可談》載：“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币簿褪钦f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滿船艙的所有空間，人晚上只能擠在貨物上睡覺。

盡管宋瓷出口量大得驚人，卻還是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導致中國瓷器一運到國外，立即身價倍增，價比黃金，成為外國人珍藏和身份的象征。為此，世界各國一些有心的商人、傳教士和制瓷工匠來到中國，通過各種途徑千方百計學習中國的制瓷技藝。《歐洲陶瓷史》等有關史料也證明，西方及日本、韓國等國家發(fā)達的制瓷業(yè)與中國存在密切的師承關系。

在中國瓷器的影響下，世界各國的制瓷工業(yè)從仿制到創(chuàng)新，均有了極大的進步，從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文化的興盛與經濟的發(fā)展。

據《文獻通考》記載：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稅賦總收入為7070萬貫，其中農業(yè)的兩稅占30%，工商稅占70%。這不僅促進了國家財政增收以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更推動了沿線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科技進步與文化交流。而這一切，均要仰賴被宋元視為黃金生命線的海上絲綢之路。

八、元代時期

在宋元時期，支撐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來的絲綢變?yōu)榇善?。沿線國家也開始以陶瓷代稱中國。自Seres（絲）到China（陶瓷）的稱謂變化，從另一個方面佐證了陶瓷在海上絲路中的主導地位。那時，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國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