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的奧秘所在。豈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樣促使官員人數及財政開支激增。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宋冗官冗費》云：“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后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僅以“三班員”（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據《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載，宋初僅三百人，真宗天禧間已達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時則多至一萬一千余人。由于官吏隊伍不斷膨脹，國家財政負擔也就日益加重。

元祐三年（1088年），戶部尚書韓忠彥等向哲宗奏報：“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過也”，結果就是“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谷、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至徽宗大觀三年，經濟形勢更加嚴峻，國庫耗竭，以至官俸有難以為繼之虞。正如御史中丞張克公抗言：“今官較之元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

在國家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適當增加官吏俸祿，提高其物質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為防貪養(yǎng)廉的手段，認為“祿厚則人知自重”，“高俸以養(yǎng)廉”，這便陷入了認識上的誤區(qū)。事實證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沒有“養(yǎng)”出官吏們的廉。

其實，官吏的廉與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質、人格追求決定的，而不是由俸祿的多寡“養(yǎng)”成的。在同等俸祿的情況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貪者自貪。廉者是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貪者則是利用職權，見利忘義，棄廉恥而茍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貪。最顯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錢”和“職田”上。此制目的本在養(yǎng)廉，對此，廉者盡歸公有，貪者則“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余”（《宋史·向經傳》）。其涇渭竟是如此分明！質言之，以高俸養(yǎng)廉只能是一種善良的、主觀的愿望，而把現實中人性的復雜性看得太簡單了，乃至誤認為廉與貪是俸祿的多寡“養(yǎng)”成的。祿厚，終有止境，而貪官贓吏的欲壑則是無底黑洞，決不是任何厚祿所能填滿的；且貪官贓吏既無人格，何來“自重”！對于本來就沒有的品質，豈是厚祿所能“養(yǎng)”出來的？#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