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熙寧三年八月，神宗發(fā)現(xiàn)倉吏侵克欺盜軍糧嚴(yán)重，因而下令創(chuàng)立“倉法”，或稱“重祿法”，本著“增祿不厚，不可責(zé)其廉謹(jǐn)”的指導(dǎo)思想，首先給倉吏以厚祿，歲額一萬八千九百貫。但同時又立法對贓賄者施以重罰：給祿之后，如再侵克受賄，“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錢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滿十千即受贓為首者配沙門島。”（詳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214，熙寧三年八月癸未）

此后，“倉法”逐步推及內(nèi)外吏，至熙寧六年正月，吏祿總額已達(dá)十七萬一千五百余貫。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于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宋史紀(jì)事本末·王安石變法》）

“本意”如此善良，而實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們的腰包不斷鼓起來，但就“廉隅”而言，卻不似決策者主觀想象的那樣樂觀。“倉法”剛剛實施時，吏畏重法，且有厚祿，貪贓惡跡稍有收斂?！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在記載上述“倉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條小注說：“由是歲減運糧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盜以故不得縱。后推及內(nèi)外吏，吏始重仍法。”可惜這種情況太少了，而且轉(zhuǎn)瞬即逝。

正如《宋史紀(jì)事本末·王安石變法》所說，“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更嚴(yán)重的是吏對“厚祿”并不滿足，連王安石也承認(rèn)：“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又據(jù)《宋史·孫永傳》載：“（神宗）時倉法峻密，庾吏受百錢，則黥為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永）：‘此法既下，吏尚為奸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眾，況配隸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另一方面，吏給厚祿之后，導(dǎo)致吏人數(shù)猛增。《宋史·蘇轍傳》載：元豐后，吏額比舊時增加數(shù)倍，哲宗命蘇轍“量事裁減”。吏人白中孚解釋了吏額猛增的原因：“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