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乾隆皇帝既然從小就虔誠信仰佛教，卻為什么在即位后九年才提出宮改廟呢？這其中是否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呢？

史學家們綜合分析當時清廷內(nèi)外的形勢認為，乾隆帝自己所說的治國安邊，懷柔蒙藏少數(shù)民族，實現(xiàn)民族團結，維護國家安定才是將雍和宮改作喇嘛教寺廟的最主要的原因，即位后九年才提出宮改廟也是出于形勢所逼。

清王朝立國伊始，歷輩執(zhí)政者都十分重視藏傳佛教，特別是其中的黃教。如順治帝正式冊封五世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并賜金冊金??；康熙即帝位后，冊封五世班禪大師為“班禪額爾德尼”，并賜金印；雍正帝也一直使用這樣策略，扶植了達賴七世，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基本上是成功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雍正帝突然暴斃，乾隆匆匆忙忙即位，事情倉促得以致連停靈之所及陵墓都未準備。當時朝廷內(nèi)部矛盾重重，百廢待興，西北邊疆準噶爾部作亂，乾隆帝當然沒有精力顧及宗廟之事。至于對西藏的治理，只能沿襲父皇雍正帝的規(guī)章，穩(wěn)住當時的藏王頗羅鼐，密切與七世達賴喇嘛的關系，以維持西藏的安定。

但事實上，當時的西藏并不穩(wěn)定。自順治帝冊封五世達賴喇嘛、康熙帝冊封五世班禪大師以后，佛教上層對朝廷忠順向化。然五世達賴喇嘛始，只重經(jīng)學，不樂親政，而且將行政權和軍權分開，以致西藏政界上層時常發(fā)生摩擦，爭權奪位，甚至發(fā)生過擅立達賴喇嘛之事。從1682年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到1735年雍正帝命七世達賴返回拉薩，50多年里，西藏政界上層爭斗頻繁，影響國家安定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