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地盤就只有那么大，位子就只有那么多，盤中的餐食就只有那么一丁點，而人的欲望又是那樣地不知天高地厚，誰能保證人與人之間都是和平共處而不去爭斗呢?這是明眼人都可以看清的事。問題在于，一些人總是喋喋不休于中國文人的被打壓和被戕害。這當(dāng)然是中國文人與朝廷與皇權(quán)無休止糾結(jié)的歷史。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中，顯然不是儒生們或讀書人期冀的溫馨與中庸，而是充滿著陰謀、陽謀、殘酷和血腥(如清的“文字獄”)。正視和反思這一歷史，于今于后都有益。但我卻有些犯疑，在這一事實的另一面，我以為這也是文人自家的不爭氣，或者說這是中國文人娘胎里面帶出來的一種?。鹤詰佟Ｄ憧?，文人總認(rèn)為書比他人讀得多、思比他人想得遠(yuǎn)、事比他人看得準(zhǔn)，反正啥事都比他人高一頭。“清高”一詞在這里已算不得什么，關(guān)鍵是真理總是在自己手里。

　　看看我們的那位大詩人屈原屈老夫子吧。屈夫子一直是很看重自己的，時不時地炫耀著他的高貴身世。什么“帝高陽之苗裔兮”，什么“朕皇考曰伯庸”。于己，受寵時，美人不能比，香草不能問;遭楚懷王白眼時，不是去“遠(yuǎn)游”，就是要“天問”。再看另一個大詩人李白。本來李太白是一個性情中人(與屈夫子有質(zhì)的不同)，本沒有要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而且不是非要當(dāng)上尚書宰相才心甘的人。一生可云游天下，一生可仗劍天下，一生可飲酒天下。但是，高興時可狂呼“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不高興時卻又“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像李太白這樣的人都這般地看重自己的才情身世，總認(rèn)為這個世界上，只有像他們這些才高八斗的人，才在受寵時了不得，失寵時也一樣了不得。當(dāng)然，這是人性使然，本也不值得呼天搶地地去訴說或者批判。說白了，中國文人天生就有這種“高人一頭”的優(yōu)越感。遇到明君，日子就要好過些，像太白遇見了唐明皇，顯然就要比屈原遇到楚懷王好(其實楚懷王一開始對屈夫子也是蠻好的喲)。而且大唐盛世，兼容并包，像太白這樣的文人還有了別一種活法，不當(dāng)高參幕僚，一樣可以做一點文人們自個喜歡的事。這樣才有了李杜雙峰齊輝的佳話。但是更多的時候，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文人——中國舊式文人與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同一概念(當(dāng)下是不是同一概念那是另一文的事)——與當(dāng)政者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文人的自戀就朝著兩個方向演化：一是牢騷太盛，自怨自艾(古人如屈平，后人如柳亞子);一是相互爭斗相互虐待(古人的例子，舉不勝舉，而今人的例子就恕筆者不要舉了，一舉既會得罪官方又會得罪私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