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原淪喪、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銳指出："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于敵，天下之憂，復(fù)有大于此者乎！"(《千慮策?國勢上》）告誡統(tǒng)治者要時刻不忘備敵謀敵、御敵制勝。他既大膽批評孝宗經(jīng)過符離之?dāng)。?quot;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同上《君道中》），又堅決反對一些人輕易用兵、盲目冒進，主張以"守而取"(《與陳應(yīng)求左相書》）的積極、慎重策略，穩(wěn)步進取，先實國力而后圖恢復(fù)，以求最終勝利。

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認為："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千慮策?民政上》)將國家命運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會敲骨吸髓地壓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節(jié)財用、薄賦斂、結(jié)民心，民富而后邦寧，興國之計，就在于此（《轉(zhuǎn)對札子》）Q這些，都表現(xiàn)楊萬里的深刻見識和進步思想。楊萬里為人清直，個性剛褊。孝宗貶他“直不中律”，光宗稱他“也有性氣”。

他立朝剛正，遇事敢言，指摘時弊，無所顧忌，因而始終不得大用。實際上他一生視仕宦富貴猶如敝展，隨時準備唾棄。在作京宮時，就預(yù)先準備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盤纏，鎖置箱中，藏在臥室,又戒家人不許買一物，以免一旦離職回鄉(xiāng)時行李累贅，就這樣“日日若促裝”待發(fā)者。這與那些斤斤營求升遷、患得患失之輩適成鮮明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