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煙臺條約》上簽字畫押的李鴻章并沒有受到太多的指責，相反，官僚士大夫仿顯得非常善于理解人，說是：“值此中外多敵，不得不委屈維持。”妥協(xié)投降古已有之，官場自有天衣無縫的辯解，所謂輿論也不去求全責備。郭嵩燾大遭嫉恨的根源，在于他常常宣講西方比東方強，忘記了“夷夏之防”的祖訓。

在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中，天朝臣服中外，外國人只能對中國俯首稱臣，怎么可以說臣屬之國竟比天朝還強大呢？郭嵩燾看到，中國當時一些大臣雖然回回戰(zhàn)爭失敗而歸，次次交涉含羞忍辱而還，但依然不肯放下天朝獨尊的意識，勇敢地認識西方，了解西方，向西方學習，用以強大自我，反而繼續(xù)沉醉在天朝狂妄自大的迷夢中，他對此非常反感。

他自己對西方的認識，特別是對西方文明的了解，遠遠超過了他的同時代人，他的思想突破了咸豐、同治時期大多數談洋務、辦洋務人的水平，和那些只知道夸夸其談的洋務大臣們相比，他顯然就像鶴立雞群。他的思想沒有停止在堅船利炮之類東西上，而能由表及里進一步接觸到社會、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問題。他看到閉關自守的危機，承認有向西方學習的必要。在西方新鮮空氣吹來時，頭腦比較清醒。于是，在國家急需對西方進行考察了解的情況下，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毅然接受使命，擔起這副費力不討好的擔子，以59歲的老病之軀，于1876年12月2日晚率夫人、翻譯、隨員與仆役30余人踏上出使英倫之路，成為我國第一位駐外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