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黃岡起義

1904年（光緒三十年），丘逢甲在箭竹頂茶場策劃“黃岡起義”行動計劃期間，為石馬私塾先生黃彩平題寫的屋名“遷善樓”墨寶，因刻石師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損了一角，這次子淵公又在箭竹頂茶園議事廳請丘逢甲即興揮毫重寫了一張。

為此，黃彩平還特地減免了何家兩斗谷種的地租以表謝意。（遷善樓，光緒戊申夏月，丘逢甲書）

黃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給滿清王朝所造成的沖擊卻堪與廣州黃花崗起義相媲美。正如孫中山在他的《建國方略》中所言：“若無此次諸烈士轟轟烈烈足喪滿虜之膽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義師一舉而鄂督瑞澄入軍艦之美果？”。

1904年（光緒三十年）春節(jié)，丘逢甲在箭竹頂茶場一共住了兩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間，特地以何子淵的字“東漢”為據(jù)，為子淵先生題下“光漢茶莊”和“淵廬”“順裕廬”等多幅墨寶。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5月，第二次黃岡起義失敗后，何子淵等領(lǐng)導(dǎo)人隨即返回梅州。不久，蕭惠長、江柏堅、姚竹英、張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頂茶場達半年有余。

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頂茶場住了半年多，蕭惠長、江柏堅住了四個多月，邱逢甲為了營救革命黨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動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來到石馬“順裕廬”跟子淵先生商討對策，后遇險黨人卒在何子淵、丘逢甲的疏通、擔(dān)保之下得以脫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