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深信，明君、暗君的區(qū)別，不過在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所以，魏徵勸諫太宗，小到他的生活起居，大到國家方針政策的制定，可謂無所忌諱，知無不言，隨時壓抑太宗過分的欲望，糾正他的過失。太宗曾經(jīng)感慨地對魏徵說：“你所勸諫我的，前前后后有兩百多件事，如果不是你以至誠之心為國，哪能做到這樣呢？”

簡單舉一個例子：貞觀十二年（638年），四十一歲的唐太宗添了一個皇孫，在東宮宴請五品以上官員。席間，太宗對魏徵大加贊揚。他說：“貞觀以前，跟著我打天下的人，立功最大莫過于房玄齡；貞觀之后，盡心于我，時時進獻忠言，安國利民，乃至于成就我今日功業(yè)者，那就要數(shù)魏徵了！”過了一會兒，太宗又問魏徵，“近來所行得失政化，與往年比怎么樣？”

按理說，正當(dāng)嘉慶宴會，太宗春風(fēng)得意之際，而且他幾分鐘前才狠狠表揚了自己，怎么著也得賣個面子吧？但魏徵毫不猶豫，當(dāng)頭就給太宗澆了一盆冷水：“如果要說行德義而使民心悅服，現(xiàn)在遠不如貞觀初年！”

接著，魏徵就滔滔不絕地直指太宗的錯處，說他不再像早年間虛心求諫，功業(yè)雖盛，卻比不上往年。結(jié)果，唐太宗由衷感嘆，說除了你魏徵以外，沒有人敢和我說這番話。我一定聽你的，虛心改過。

除了就事論事，魏徵還常常創(chuàng)作長篇大論的專題論文，進獻太宗御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貞觀十一年（637年）所上的《諫太宗十思疏》。文中反復(fù)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并詳細提出十個君主需要經(jīng)?？紤]的問題。唐太宗非常重視這篇奏疏，向魏徵表態(tài)說要把它長期放在桌案，經(jīng)常閱讀，引以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