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想佳人、妝樓颙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八聲甘州》）；“算得伊家，也應隨分，煩惱心兒里”（《慢卷》）。與鋪敘相配合，柳永還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寫景狀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敘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憶帝京》不加任何藻飾，卻生動地刻畫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過程。

作為第一位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大詞人，柳永對后來詞人影響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說“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組）”；又說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禮、萬俟詠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從柳氏來”（《碧雞漫志》卷二）。即使是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等著名詞人，也無不受惠于柳永。柳詞在詞調的創(chuàng)用、章法的鋪敘、景物的描寫、意象的組合和題材的開拓上都給蘇軾以啟示，故蘇軾作詞，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風味”之外自成一家。

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詞的表現(xiàn)方法和革新精神，從而開創(chuàng)出詞的一代新風。黃庭堅和秦觀的俗詞與柳詞更是一脈相承。秦觀的雅詞長調，其鋪敘點染之法，也是從柳詞變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蘊藉而情韻更雋永深厚。周邦彥慢詞的章法結構，同樣是從柳詞脫胎，近人夏敬觀早已指出：“耆卿多平鋪直敘，清真特變其法，回環(huán)往復，一唱三嘆，故慢詞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彼沃泻笃?，蘇軾和周邦彥各開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從柳詞分化而出，猶如一水中分，分流并進。